CCR 是计算传播学领域的旗舰开放获取期刊,2019 年创刊,与 ICA 计算方法分部的制度化几乎同步;本文为 2026 年第 8 卷第 1 期卷首附近的综述性实证论文(pp. 1–24),CC BY 4.0,作者团队来自 CAIS、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与慕尼黑大学,受德国研究基金会 META-REP 优先计划资助。

只是重做一遍?计算传播学研究属性与开放科学实践对潜在可复现性与可重复性的影响评估

Johannes Breuer, Philipp Knöpfle, Mario Haim ·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CR) 8(1), 2026, pp. 1–24,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CC BY 4.0 开放获取 · 2026 · DOI: 10.5117/CCR2026.1.16.BREU
原题:Just redo it? An assessment of study attributes and open science practices affecting the potential reproducibility and replicability of research in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Science
Open Access 新颖度 0.72

🧒 初中生也能看懂的版本

① 研究背景(为什么要做?)

计算传播学是一门用计算机方法研究传播现象的年轻学科。二〇一九年这份期刊创刊,二〇二〇年国际传播学会把计算方法的兴趣小组升格为正式分部,这两个时间点常被当作它成形的标志。短短几年,这个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论文,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习惯。

科学讲究可累积、能自我纠错,这就要求研究结果能被别人重新算出来,或者换一批数据再做一遍还能站得住。前一个要求叫可复现,后一个叫可重复。心理学在十多年前爆出的重复危机,让社会科学开始大规模自查,传播学也陆续有人呼吁重视透明度。

可计算传播学有它自己的麻烦。它常用的媒体内容和平台数据大多归商业公司所有,接口说关就关;分析方法又涉及大量需要研究者自己拿主意的步骤,同样一份数据换个处理顺序就可能得出不同结论。这些特点到底让重现变容易还是变难,此前只有零散的个案讨论,没有人对整个领域做过系统盘点。

② 研究问题(要回答什么?)

这篇论文要回答的是一个领域层面的体检问题,而不是检验某个具体假设。作者想知道,计算传播学的研究在数据、方法和开放实践上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这些面貌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人重现或重做这些研究。

拆开来有四件事。第一,这个领域最常用什么样的数据,是媒体内容、问卷自报,还是手机日志一类的被动痕迹。第二,这些数据是怎么弄到手的,是下载现成数据库、调用平台接口,还是自己写程序抓。第三,论文有没有公开数据和代码,公开的比例随时间怎么变。第四,公开数据的研究是不是也更愿意公开代码。

作者特别说明,他们评的是潜在的可复现性和可重复性,也就是从论文呈现出的研究属性去推断重现的难度,而不是真的把每篇论文重新跑一遍。这样做的代价是只能给出间接证据,好处是覆盖面可以做到几百篇,从整体上看出一个领域的习惯。

③ 研究方法(怎么做的?)

作者把两条路线接在一起,先用半自动的系统性文献综述缩小范围,再靠人工逐篇阅读做内容分析。

第一步从文献数据库里取出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二一年间、发表在本领域排名靠前的几十种传播学期刊上的英文论文,共两万两千三百七十五篇。接着用一套计算传播相关的关键词筛标题、摘要和作者关键词,剩下六千五百五十六篇。关键词只能做粗筛,于是两位编码员先人工判读约一千篇,标出哪些真用了计算方法,再用这套标注训练一个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分类器在测试中准确率约八成四,最终把两千五百五十一篇判为计算传播研究。

第二步从这个池子里随机抽五百篇,抽样时兼顾期刊和年份的比例,再加上这本期刊当时已发表的三十五篇实证文章,共五百三十五篇。人工复核又剔除了五十九篇纯理论、纯定性或没有明确计算成分的稿子,最后剩下四百七十六篇。

编码手册分两层,一层记论文的整体信息,一层记具体的数据类型、取数方式、分析方法和共享情况。两位编码员先共同编码一成样本、微调手册,再对另一成样本做双编码,总体一致率九成六,克里彭多夫的阿尔法为零点八,科恩的卡帕为零点七七。手册、数据和代码都放在公开的开放科学框架仓库里。

④ 结果(发现了什么?)

研究结果的第一块是数据类型。用得最多的是媒体内容,超过一半的论文都在分析新闻、图片、音频、视频或社交媒体上的文字,比例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六七。其次是问卷或访谈得到的自报数据,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三。真正意义上的被动痕迹数据只占百分之六点零九。

取数方式上,能编码的三百三十四篇。最多的是从数据库直接下载,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九;其次是调用平台接口,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六五;问卷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二;自己写程序抓网页的只有百分之七点六四。分析里内容分析最常见,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一,网络分析占百分之二十点六七,回归占百分之十七点七五,机器学习只占百分之二点七。

共享情况是全文最刺眼的部分。百分之八十九点五的论文没有公开任何数据,完整公开的只有二十七篇,占百分之五点六七,部分公开的六篇。公开者大多把数据放进公共仓库,少数作为补充材料挂在论文旁边。

代码共享更差。百分之九十点五一的论文没有放出任何代码,完整公开的占百分之八点二三,部分公开的占百分之零点六三。不过趋势是向上的:数据共享率到二〇二二年升到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代码共享率升到百分之二十。公开数据的研究里有六成四也公开了代码,不公开数据的只有百分之三点五。

⑤ 讨论(这些发现说明什么?)

作者认为,低共享率不是偶然,而是和研究对象绑在一起的。媒体内容通常有版权,自报数据和痕迹数据又涉及个人隐私,很多数据来源本身就是商业平台,作者即使想公开也未必有权公开。有调查显示,法律和伦理顾虑正是研究者不共享社交媒体数据的主要原因。

但作者并不接受把所有责任推给数据。他们引用欧盟科研资助的通行原则,主张能开放就开放、必须封闭才封闭,比如只公开处理过的数据,或者对原始数据设置严格的访问审批。代码的情况更不该如此。代码通常不敏感,公开它能让别人看清数据处理和建模的每一步,哪怕数据不能给,代码配合模拟数据也能提高透明度。他们判断,很多研究者不公开代码,是因为觉得数据都给不了、代码公开也没用,这是一种可以被教育和期刊政策纠正的误解。

作者也提醒,依赖平台接口和商业数据库不仅影响可复现,也影响可重复。平台一旦缩减接口或关停服务,后来者连数据都拿不到,重做研究就无从谈起。他们把这称为平台控制数据对开放科学的威胁,并举了推文数据逐年消失的例子:发出一条推文,一天后大约十六分之一已经找不到,一个月后超过一成半无法检索。

⑥ 结论(最终结论 + 启示)

这篇论文给出的判断是,计算传播学在可复现和可重复上都有结构性短板,短板来自两头:一头是开放实践不足,另一头是数据和方法本身的性质。

作者提出的对策分两层。研究层面,要把数据和代码的共享与文档化变成常规动作,尤其要推动在数据不能公开时也公开代码。制度层面,期刊、会议和资助机构应当把共享写进要求并给予激励,同时学界要集体为稳定的平台数据访问权发声,参与相关的政策倡议。

他们还列出后续可做的事:查期刊政策对共享的实际影响,评估公开数据是否符合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可复用的标准,检查公开代码的文档质量,以及真的组织系统的重复研究,看这些因素到底带来多大差别。至于本文自身,作者承认样本只覆盖头部期刊、时间截止到二〇二一年前后,近两年大语言模型的兴起可能已经改变了图景。

🎓 专业 IRMaD 结构解读

I. Introduction(引言)

计算传播学(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Science, CCS)以大规模计算手段采集与分析媒体与数字痕迹数据,用以检验传播学理论。该领域成形于 2019 年本刊创刊与 2020 年 ICA 计算方法兴趣小组升格为分部,但可复现性议题自始即被提出:Van Atteveldt 等(2019a)在创刊社论中强调透明与可复现是长期信任的前提,Hilbert 等(2019)把“面对重复危机”列为关键挑战。

既有证据呈两极。一方面,CCS 的流水线可脚本化、可共享,理论上利于复现;另一方面,其数据多为平台所有的媒体内容与数字痕迹,API 受商业公司控制。Pfeffer 等(2022)估计推文在发布 24 小时后约十六分之一已不可得、一个月后逾 15% 不可检索,Küpfer(2024)显示数据衰减具系统性且对敏感议题更快,Davidson 等(2023)因此断言平台控制的社交媒体 API 威胁开放科学。

领域内仅有的系统评估来自 Chan 等(2024):该刊当时全部 30 篇实质性与方法论文中,数据与代码共享率为 46.7%(16/30),但仅 6 篇(20%)可实现部分计算复现,主要障碍是共享不完整与依赖在线平台数据。Haim 与 Jungblut(2023)分析 2010—2020 年 20 种领先传播学期刊,Markowitz 等(2021)分析 26 种期刊 10,517 篇论文,后者仅 5.1% 使用或提及开放科学实践。本文的增量在于聚焦 CCS 子领域,把研究属性与开放实践并置,评估“潜在”而非“实际”的可复现性与可重复性。

I. Theoretical Framework & Hypotheses(理论框架与假设)

本文的概念框架先区分两组常被混用的概念。复现(reproduction)指用原作者的数据与代码重新得到相同结果;重复(replication)指用新数据重做研究。重复又分直接重复与概念重复:前者沿用相同程序、材料、测量与研究人群,后者有意改变设计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与可推广性(Shrout & Rodgers, 2018, p. 492)。Dreber 与 Johannesson(2024)进一步把复现分为三类,本文的类型学即建立在此之上。

复现类型定义(据 Dreber & Johannesson, 2024, p. 341)在 CCS 中的典型障碍
计算复现依据原作者公开的数据与代码重新得到结果代码与数据共享率低;文档不足
重建复现依据论文信息与同一原始数据源重做,但无原始代码或数据集平台 API 关闭、数据衰减、商业数据库授权
稳健性复现对同一数据采用其他合理分析决策后结果是否稳健研究者自由度大,预处理链路不透明

作者据此把影响潜在可复现/可重复的变量归为三束:数据类型(媒体内容、自报、痕迹)、取数方式(数据库下载、API、抓取、问卷)、开放实践(数据共享、代码共享及其载体)。其因果逻辑是:数据所有权与可及性决定重建复现是否可行;代码与文档的公开程度决定计算复现是否可行;平台接口的稳定性决定重复研究能否取得同类数据。论文同时说明,表 1 把研究材料(问卷、刺激)、补充信息(实验程序)、数据与代码按“重复必需/复现必需/有帮助”分类,但本文的经验编码只覆盖数据与代码两项,其余仅作概念讨论。

M. Materials & Methods(材料与方法)

设计:半自动系统性文献综述 + 人工内容分析,属观察性元研究,无因果识别策略。

文献池:以 Web of Science 为源,取 Scimago 传播学前 50 与 Google Scholar 传播学前 20 期刊、201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的英文论文,共 22,375 篇。起始年定在 2010,接续 Lazer 等(2009)的计算社会科学纲领。以从约 150 篇预选 CCS 文献的共现网络中提炼的 28 个关键词对标题、摘要与作者关键词精确匹配,得 6,556 篇。

分类器:两名编码员人工判读约 1,000 篇并标注是否为 CCS(判据为在数据采集、材料生成或数据分析至少一环使用计算方法),此步无正式信度检验。以摘要文本训练朴素贝叶斯模型,准确率 83.82%、敏感度 88.0%、特异度 79.81%、AUC 88.97%,据此将 2,551 篇判为 CCS。

抽样:随机抽 500 篇,保持相对整体文献与各年份的比例;另加入本刊截至 2022 年 4 月已发表的全部 35 篇实证文章(Vol. 1–4(1))。合计 535 篇,人工复核剔除 59 篇纯理论、纯定性或无明确计算成分者,最终 N = 476。

编码:手册分论文层与方法/数据层(数据类型、采集方法、分析方法、是否共享数据与代码、共享载体)。两名受训编码员先编码 10% 样本并迭代修订手册,另取 10% 双编码;全类别一致率 95.57%,Krippendorff’s α = 0.8,Cohen’s κ = 0.77。手册与数据见 https://osf.io/teubg/overview。

R. Results(结果)

样本构成:除本刊外,样本量最大的期刊为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46 篇)、New Media & Society(38 篇)、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7 篇)。样本相对整体传播学文献的占比从 2010 年约 0.4% 增至 2021 年约 4%,扩大约十倍。

维度类别占比备注
数据类型媒体内容55.67%含新闻、图像、音视频及社交媒体文本
自报数据31.3%问卷或访谈
狭义痕迹数据6.09%手机日志、传感器、搜索记录等被动追踪
取数方式(n=334)数据库下载25.69%如 LexisNexis 新闻库
API 访问24.65%平台接口
问卷22.22%—
网页抓取7.64%—
主要分析方法内容分析28.31%依预定义编码表或词典
网络分析20.67%—
回归17.75%—
机器学习2.7%—

数据共享:89.5% 未共享任何数据;完整共享 27 篇(5.67%);部分共享 6 篇(1.26%);声明“可索取”9 篇(1.89%)。在 33 篇实际公开者中,26 篇用公共仓库、5 篇用补充材料、2 篇用论文附录或个人主页;仓库以 OSF 为主(17/26),GitHub 与 Harvard Dataverse 各 3/26。

代码共享:90.51% 未共享;完整共享 8.23%(约 39 篇);部分共享 0.63%(约 3 篇)。时间趋势:2010—2014 年两者近乎为零,2011 年起数据共享缓慢上升、2015 年明显加速,2022 年数据共享率 26.7%、代码共享率 20%。

数据—代码联动(表 2):Fisher 精确检验 p < 0.001,OR = 48.7(95% CI: 22.0–114.4)。

未共享代码共享代码合计
未共享数据419(96.5%)15(3.5%)434
共享数据15(35.7%)27(64.3%)42
合计43442476

注:表 2 的“共享数据”42 篇 = 完整共享 27 + 部分共享 6 + 可索取 9;“共享代码”42 篇 = 完整 39 + 部分 3。

a / D. Discussion & Conclusion(讨论与结论)

解释:低共享率首先由数据性质决定。媒体内容多属专有,自报与痕迹数据涉及隐私,且相当比例依赖商业平台,作者未必有再分发权;法律与伦理顾虑是调查中首要的不共享理由。作者主张采用 Horizon Europe 的“尽可能开放、必要时封闭”原则,例如只公开处理后数据或设受控访问。

代码共享的特殊性:代码通常不敏感,是理解分析链路的关键,其低共享率更难用数据限制解释。作者归因于努力成本、缺少要求与激励,以及“数据都给不了、代码共享无意义”的认知偏差;并指出即便数据不可公开,共享代码配合合成数据仍可提升计算复现与重复研究的可行性。

可重复性含义:依赖 API 与商业数据库不仅威胁计算复现,也威胁重复研究——平台缩减功能或关停服务会使后来者无法取得同类数据。作者主张学界集体争取平台数据访问权,并参与 EDMO、DSA 数据访问协作组等倡议。

局限:仅覆盖头部期刊,可能遗漏长尾期刊及跨学科刊物与会议论文;CCS 定义较宽松;时间截止 2021 年(含少量 2022 年卷期),2023 年后大语言模型的普及可能改变图景;分类器以人工标注训练,偏差会传导至语料;未编码期刊政策、研究主题、工具链与共享材料的 FAIR 质量。

结论:CCS 的可复现与可重复短板同时来自开放实践与研究属性。改进路径有二:把数据与代码共享及文档化变为常规,尤其在数据不可公开时仍共享代码;从制度上争取稳定的平台数据访问。本文受 DFG 优先计划 META-REP(441890184)之子项目(464291459)资助;收稿 2025-04-30,录用 2026-08-31,出版 2026-09-21。

🧠 IRMaD 思维导图

I 引言 R 研究问题/假设 M 方法 R 结果 a 讨论 D 结论
mindmap
  root((计算传播的可复现性))
    I 引言
      领域年轻但成长快
      可复现与可重复之别
      心理学重复危机外溢
      平台数据受制于公司
    R 问题
      常用什么数据
      数据怎么取得
      数据代码共享多少
      共享是否逐年上升
      数据与代码是否同现
    M 方法
      两万两千余篇起步
      关键词筛到六千余篇
      朴素贝叶斯分类
      随机五百篇加本刊三十五篇
      人工复核剩四百七十六篇
      双编码信度达标
    R 结果
      媒体内容逾五成
      自报数据三成一
      痕迹数据仅百分之六
      近九成不共享数据
      代码全共享仅百分之八
      共享率二〇二二年回升
      数据共享者更愿共享代码
    a 讨论
      数据所有权是主因
      代码共享被低估
      接口关停威胁重复
      教育政策可改变
    D 结论
      共享应成常规
      期刊资助方须设要求
      争取平台数据通道
      后续查政策与文档质量

图:本研究的 IRMaD 思维导图。蓝色 I 引言;橙色 R 研究问题;绿色 M 方法; 橙色 R 结果;紫色 a 讨论;红色 D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