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生也能看懂的版本
① 研究背景（为什么要做？）
过去三十多年，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被一套叫新公共管理的办法反复改造，核心做法是把服务外包出去、用合同说话、拿企业那套工具管人管事。这套做法先在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地铺开，后来又被国际组织和发展援助带到更多地方，于是学界逐渐形成一个说法：各国的福利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像。
说它们像，有两条理由。一条来自制度，机构为了拿到合法性和资源，会照着同行和政府的要求改自己的结构。另一条来自效率，大家相信招标、绩效考核、商业收入这些做法更管用，于是主动照搬。这个判断在政策文件和政府决策层面确实能找到不少证据，可比利时、瑞典、美国这些国家的非营利机构，内部真的在做同样的事吗，此前几乎没人系统查过。
这个问题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公共服务最终是这些机构在一线交付的。政策上写得一样，落地时完全可能各走各路。本文就是要把镜头从政策话语挪到组织内部，看市场化的具体做法在三国非营利机构里究竟长成什么样。
② 研究问题（要回答什么？）
文章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描述性的：在不同福利国家体制下，非营利机构的市场化究竟有几种典型形态，这些形态在三国之间是相似还是各异。第二个是解释性的：如果形态不同，能不能用组织层面、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条件去解释谁落在哪一种形态里。
作者把市场化拆成五个可以观察的做法。前三个发生在机构与政府之间，分别是争夺资源的竞争程度、政府是否把机构当成服务承包商、政府是否对机构的产出进行控制。后两个发生在机构内部，分别是对商业收入和投资回报的依赖程度，以及使用战略规划、标杆管理、绩效工资等管理工具的程度。五个做法各自有高有低，理论上能组合出三十二种样子。
围绕这两个问题，文献里其实有两套相互竞争的说法。趋同论认为，新公共管理的扩散会让各国机构收敛到少数几种甚至一种模样，而且国家身份解释不了谁在哪一组。韧性论则认为，福利国家的历史路径仍在起作用，市场化会沿着体制的断层线分化，国家身份应该是最强的解释变量。
③ 研究方法（怎么做的？）
研究用的是三国非营利机构负责人的问卷调查，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是八百一十五家，分布在比利时、瑞典和美国。
抽样分三路走。比利时从一个二零一七年建好的佛兰德地区非营利机构名录出发，覆盖人的福祉、社会文化与社会经济三个领域。美国用国税局的免税组织总表，按活动领域和规模分层，只取夏威夷和亚利桑那两个在政治、产业、族裔和部门构成上都相差很远的州，想在同一个国家内部造出行业差异。瑞典的非营利人口数据不公开，研究团队向瑞典统计局购买了一份按法律形式和规模分层的样本。三国合计抽了九千五百零五家，补齐联系方式后实际寄出五千九百二十一家，调查在二零二二年三月到九月进行，每国发了四轮电子提醒，比利时和美国还各花一千五百美元寄了纸质问卷。
完整问卷的回收率分别是比利时一成八、瑞典一成六、美国一成二。作者明说样本不追求代表性，目标是拉开情境差异。缺失值用链式方程多重插补处理，只对最多缺两个答案的机构插补，把五百五十八份完整问卷补到八百一十五份。分析分两步：先用潜类别分析看五种做法如何共同出现，用贝叶斯信息准则定组数；再对每一组跑二分类逻辑回归，看机构规模、行业、角色和国家能不能预测它落在这一组。
④ 结果（发现了什么？）
潜类别分析给出的最佳解是五组。五组方案的贝叶斯信息准则是五百三十三点五六，比四组好约两成九，而六组只再好不到百分之一，所以作者停在了五组。
第一组最大，三百零四家。这些机构强烈认同自己是政府的服务承包商，产出受到政府严格考核，也用一些管理工具，但它们几乎不跟别人抢资源，也不太靠市场收入过日子。第二组一百零三家，特点正好反过来，只靠商业收入和投资回报吃饭，其他做法都弱，而且多为规模较小的机构。第三组最小，六十七家，占样本百分之八，五种做法全部很高，是最像企业的一群。第四组一百五十四家，认同自己是承包商，却不怎么受产出考核，竞争和管理工具都中等。第五组一百八十七家，几乎是市场化的反面，五种做法都低。
国家差异非常明显。第一组里比利时机构占七成，第三组里比利时占六成四；第二组和第五组都以瑞典为主，分别占五成和五成一；第四组里美国机构接近一半。逻辑回归也印证了这点：相比瑞典，比利时机构落进第一组的几率高三点二四倍，落进第三组高三点二五倍；美国机构落进第四组高四点五六倍，落进第一组反而更低。
⑤ 讨论（这些发现说明什么？）
把这些结果放在一起，趋同论很难站住脚。如果真的趋同，应该看到少数几种主流形态，而且国家身份解释不了分组。实际看到的却是五组各有特色，国家变量在每一组都显著，三国的机构各自聚在不同的组里。
更关键的是，市场化根本没有成为共同的底色。五种做法里没有任何一种在所有组里都高，唯一算得上贯穿的是自认承包商这一自我认知，可它在第四组对应的政府控制强度又很低。真正把五种做法凑齐的只有最小的第三组，占百分之八；而明确处于低市场化状态的第五组反而排第二，占两成三。这说明市场化更像一件拼装起来的东西，各部件不必然同时出现，不能当成一个整体指标去测量。
作者也提醒，这些国家差异不等于社会起源理论的完美印证。行业和角色带来的分化，有些和地方一国的历史路径对不上，统计上也受到小组样本偏小的干扰。但大方向是清楚的：比利时机构嵌在政府主导的第三方治理里，瑞典以志愿性会员组织为主，美国机构则和政府保持一臂之距，这些老底子三十年后仍然看得见。
⑥ 结论（最终结论 + 启示）
结论是，新公共管理在政策层面的扩散，并没有在组织层面把各国非营利机构捏成一个模子，更像是各自按本国福利体制做了差异化改造。
这对两类人都有用。对政策制定者，设计资助和问责机制时不能假设一套模板放之四海皆准，同样的合同条款放到不同体制里会激出不同的组织反应。对机构管理者，照搬同行的管理工具未必带来好处，工具的效果取决于它所处的制度环境。
作者也把边界说清楚了：数据是横截面的，只能说明调查那一刻没有达到趋同状态，不能说趋同过程不存在，更不能预测将来。样本不是随机抽样，回应率偏低，自我报告也可能有共同方法偏差。后续研究需要更细的市场化测量、更多国家的样本，以及跨年份的追踪，才能判断这种分化是稳定格局还是过渡状态。
🎓 专业 IRMaD 结构解读
I. Introduction（引言）
新公共管理（NPM）被认为重塑了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的关系：管理主义、绩效测量与市场协调取代了基于信任的伙伴关系，竞争性发包与产出问责成为公共资金分配的主轴（Bode 2006b; Hustinx, Waele, and Delcour 2015; Suykens et al. 2022）。由此衍生的推论是福利国家趋同：NPM 的全球扩散被认为使各国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与运作上日益相似（Diefenbach 2009; Henriksen, Smith, and Zimmer 2011; Pollitt, Van Thiel, and Homburg 2007）。
本文指出两层缺口。层级上，Pollitt（2001a, 2001b, 2007）区分话语、决策、实践与结果四类趋同，既有实证多停留于前两者，因为政策文本与决策记录可用案头方法获取，而检视组织实践需跨国实地调查（Pollitt 2011）。度量上，Olsen（2003, 507）指出趋同缺乏公认尺度，研究者可能观察同一现象却给出相反描述。据此提出 RQ1：不同福利体制下非营利市场化呈现何种变异形态；RQ2：这些变异在多大程度上由组织、行业与国家层面情境因素解释。
设计上，作者用比利时、瑞典、美国三国非营利组织负责人问卷（N=815），先以潜类别分析识别五种市场化做法的共现结构，再以逐类二分类逻辑回归检验情境变量。贡献有二：把趋同—韧性之争下沉到服务实际交付的组织层面，检验“NPM 在全球既激进又彻底”（Diefenbach 2009, 892）这一常被引用却少有检验的命题；提出可跨体制复用的市场化测量框架。作者亦坦承，横截面快照只能判断趋同作为状态的缺席，无法回答其作为过程的问题。
I. Theoretical Framework & Hypotheses（理论框架与假设）
理论基座是社会起源理论（Salamon and Anheier 1998）：阶级权力关系的历史差异使各国走上不同福利体制路径，非营利部门由此获得不同角色与资源结构。三种理想型见 Table 1：法团主义（比利时）部门大、公共资金与专业雇员为主、与政府深度交织，形态是第三方治理；社会民主主义（瑞典）核心福利由国家直接供给，非营利部门较小、以会员制协会与志愿劳动为主，依靠会费与营利性销售；自由主义（美国）部门大、平行于国家且联系松散，私人捐赠与商业收入为历史财源。作者列出三点保留：并非所有国家整齐落类、同类内部差异显著（Jahn 2016）、国家可随时间跨类移动（Maier, Meyer, and Terzieva 2022）。
趋同论有制度与功能两条解释：制度解释诉诸合法性，组织因强制、模仿与规范同构而趋同（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功能解释诉诸后果逻辑，招标、商业建模与公司工具被视为达成目标的最优配置（Pollitt 2001a）。经验支持主要来自 Henriksen, Smith, and Zimmer（2011）的三国社会服务比较与 Pape et al.（2020）的八国政策环境描述。韧性论则强调市场化的出现、强度与影响由福利体制叠加组织与行业情境决定：比利时 NPM 仅温和推进，呈蔓延式市场化（Bode 2011; Pauly et al. 2021）；瑞典组织借用商业话语与工具，主体仍是志愿驱动的会员组织（Wijkström 2011; Hvenmark 2013）；美国商业化与管理主义被视为渗透性制度变迁（Hwang and Powell 2009）。市场化还可能是复合而非连贯现象（Maier and Meyer 2009），同一做法在不同体制中可产生相反效果（Yu and Chen 2018）。由此形成两组竞争性预期，见下表。
| 预期 | 类别结构 | 最大类的特征 | 情境变量解释力 | 理论依据 |
|---|---|---|---|---|
| H1 趋同 | 仅少数几类，模式集中 | 五种做法齐高，构成组织“底色” | 弱，国家身份不显著 | 制度同构（强制/模仿/规范）、功能主义后果逻辑 |
| H2 韧性 | 类别多且碎片化（五做法二值可组合出 32 种） | 相对缺乏市场化，非营利逻辑占优 | 强，且与社会起源理论的粗线条吻合 | 社会起源理论、路径依赖、体制配置 |
M. Materials & Methods（材料与方法）
数据与抽样。三国合计抽取 9,505 家，补齐联系方式后于 2022 年 3—9 月向 5,921 家发放问卷，每国四轮电子提醒，比利时与美国另各以 1,500 美元预算寄送纸质问卷。完整问卷回收率为比利时 18.29%、瑞典 16.04%、美国 11.91%（Table 2）。样本均符合 Salamon and Anheier（1992）的结构—运作定义。比利时基于 2017 年佛兰德地区三个领域的系统普查名录，以区域性组织为主；美国取自 IRS Business Master File，按 NTEE 领域与规模分层，限定夏威夷与亚利桑那各 1,750 家两个“最不同”州以制造国内行业差异，剔除零收入零雇员组织；瑞典向统计局购买按法律类别与规模分层的 3,500 家样本。
测量。市场化含五个指标：资源竞争（与其它非营利、政府、企业争收入的三题四点评分求和，α=.694）、公共服务承包与产出控制（各为五点评分单题）、市场化收入（商业收入与投资回报占比之和，按收入总和归一化）、管理工具使用（十项五点评分求和，α=.863）。情境变量为国家虚拟变量、ICNPO 十一类领域、雇员规模（七档并档）与四类组织角色。
分析。LCA 以 BIC（5% 阈值）定类数；随后逐类估计二分类逻辑回归（1=属于该类），以社会服务与瑞典为参照。缺失值以链式方程多重插补，仅对最多缺两题者插补，将 558 份完整问卷扩充至 815 份，插补前后描述统计与密度图无实质差异。共同方法偏差按 George and Pandey（2017）以题项空间分隔与量表属性变化控制，Harman 单因子检验未超 50%。前提检验含 Linktest、LR 卡方、VIF<5、dbeta<2。稳健性检验为以 Class 5 为参照的多项逻辑回归与以后验概率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均支持主结果。
R. Results（结果）
类数选择。BIC 在五类解处最优（BIC=533.56）：比四类解好 29%，六类解仅再改善 0.91%（Figure 1）。五类解的规模与轮廓见下表（N=815）。Class 1 最大（37.3%），以承包商认知与产出控制双高、竞争与市场化收入双低为特征；Class 3 最小（8.2%），五种做法齐高；Class 5 为第二大（22.9%），五种做法齐低；Class 2 与 Class 4 分别以市场化收入单高、承包商认知单高为特征。
| 类别 | N（占比） | 承包商认知 | 产出控制 | 资源竞争 | 市场化收入 | 管理工具 | 轮廓 |
|---|---|---|---|---|---|---|---|
| Class 1 | 304（37.3%） | 高 | 高 | 低 | 低 | 较高 | 受控的政府承包商 |
| Class 2 | 103（12.6%） | 低 | 低 | 低 | 高 | 低 | 商业化生存的非专业化组织 |
| Class 3 | 67（8.2%） | 高 | 高 | 高 | 高 | 高 | 全面市场化（最像企业） |
| Class 4 | 154（18.9%） | 高 | 低 | 中 | 低至中 | 中 | 一臂之距的承包型 |
| Class 5 | 187（22.9%） | 低 | 低 | 低 | 低 | 低 | 相对缺乏市场化 |
情境解释。五个模型的 Tjur R² 分别为 .327、.119、.111、.130、.185。Class 1 与组织规模正相关（OR 1.87—4.88），与政治倡导（OR=1.29, p<.001）和公民参与（OR=1.31, p<.001）正相关；领域上在 health（OR=0.57, p<.10）、law/advocacy/politics（OR=0.17, p<.001）、religion（OR=0.24, p<.01）、business/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OR=0.09, p<.001）与 other（OR=0.49, p<.001）中更少；国家上美国 OR=0.55（p<.01），比利时相对瑞典 OR=3.24（p<.001）。Class 2 以小型非专业化组织为主（11–50 人 OR=0.36, p<.05），政治倡导更少（OR=0.71, p<.01），集中于 arts/culture/recreation（OR=2.72, p<.05）、philanthropic intermediaries（OR=8.25, p<.05）、business associations（OR=5.38, p<.05）与 other（OR=2.63, p<.05）；比利时相对瑞典 OR=0.26（p<.001），即该组更可能是瑞典机构。Class 3 与规模无关，服务交付导向更强（OR=1.28, p<.05），集中于 arts（OR=4.17, p<.001）、development and housing（发展与人居，OR=6.08, p<.01）与 other（OR=6.26, p<.001），比利时 OR=3.25（p<.001）。Class 4 与规模无关但与政治倡导正相关（OR=1.21, p<.05），business associations OR=2.44（p<.05），美国 OR=4.56（p<.001）。Class 5 以非专业化组织为主（各档 OR 0.62、0.51、0.25、0.07、0.15），服务交付（OR=0.81, p<.001）与政治倡导（OR=0.84, p<.05）更少，集中于 law/advocacy/politics（OR=4.86, p<.01）与 business associations（OR=4.01, p<.01）；相对于比利时（OR=0.31, p<.001）与美国（OR=0.53, p<.05）更可能位于瑞典。
| 类别 | 比利时 | 瑞典 | 美国 | 合计 |
|---|---|---|---|---|
| 1 | 214（70.39%） | 53（17.43%） | 37（12.17%） | 304 |
| 2 | 18（17.48%） | 52（50.49%） | 33（32.04%） | 103 |
| 3 | 43（64.18%） | 15（22.39%） | 9（13.43%） | 67 |
| 4 | 47（30.52%） | 33（21.43%） | 74（48.05%） | 154 |
| 5 | 49（26.20%） | 96（51.34%） | 42（22.46%） | 187 |
a / D. Discussion & Conclusion（讨论与结论）
对趋同论的裁决。尽管多数样本在一个或数个维度上报告了中到高度的市场化，但没有任何一种表现在五类中构成“组织底色”，H1 因此不成立。市场化只在最小的 Class 3（8.2%）中以连贯形态出现，第二大的 Class 5（22.9%）恰以相对缺失为特征，其余三类碎片化（cf. Suykens, De Rynck, and Verschuere 2020）。作者据此主张市场化是形成性而非反映性构念：各表现都指向企业式行为，但实践中不必然同时出现，不应视为测量同一潜变量的相关维度（Willems, Boenigk, and Jegers 2014）。
对韧性论的支撑。国家虚拟变量在五类中均显著，分布与社会起源理论吻合：比利时集中于 Class 1 与 3（大组织、倡导或服务导向、以合同与产出控制深度交织，对应法团主义第三方治理）；瑞典主导 Class 5 与 2（志愿驱动、社区建设、非专业化但商业化）；美国近半数落入 Class 4（自认承包商而政府控制弱，对应一臂之距供给）。作者亦提醒领域与角色的分化不能一一对应预期，部分是统计产物（Class 2、3 样本小），体制只是总体框架，内部变异显著（Jahn 2016）。
理论含义与结论。本文补上了 Pollitt（2001a, 483）“趋同随四阶段推进而迅速衰减”的组织层证据。“趋同”概念本身嵌入线性增长隐喻，其持久性可能源于“有用神话”功能：自认社会企业更易获资源支持（Andersson and Self 2015），而市场化实践又可能损害社会效能（Eikenberry and Kluver 2004），组织于是以话语与行动脱耦两全（Bromley and Powell 2012; Dey and Teasdale 2013, 2016）。结论是市场化并非正在形成的跨国规范，而是由福利体制结构化的情境性实践组合。局限：横截面无法区分趋同的状态与过程；非概率抽样、回应率 11.91%—18.29%、单一受访人自报限制外推。未来应细化测量、纳入更多体制国家并做纵向追踪。
🧠 IRMaD 思维导图
mindmap
root((福利国家趋同还是韧性))
I 引言
新公共管理全球扩散
政策层面趋同之说
组织层面证据稀缺
三国非营利机构比较
R 问题
市场化有几种形态
形态由什么条件解释
趋同还是韧性之争
五个做法三十二种组合
M 方法
三国问卷八百一十五家
潜类别分析定形态
二分类逻辑回归
多重插补补缺失
R 结果
最优解为五组
最大组是承包商型
全市场化组仅占百分之八
国家变量处处显著
a 讨论
趋同论证据不足
市场化是拼装现象
瑞典低市场化突出
比利时承包商集中
D 结论
政策相似难落组织
改造按体制差异化
横截面数据有边界
呼吁跨国追踪
图：本研究的 IRMaD 思维导图。蓝色 I 引言；橙色 R 研究问题；绿色 M 方法； 橙色 R 结果；紫色 a 讨论；红色 D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