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j Complexity · Nature Portfolio · 金色 OA (CC BY 4.0) · 印第安纳大学 OSoMe · 约 2000 万节点接触网络

当谣言碰上疫情:用两层智能体模型量化错误信息把疫情放大了多少

Matthew R. DeVerna, Francesco Pierri, Yong-Yeol Ahn 等 6 人 · npj Complexity (Nature Portfolio) · 2025 · DOI: 10.1038/s44260-025-00038-y
原题:Modeling the amplification of epidemic spread by individuals exposed to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Open Access 新颖度 0.83

🧒 初中生也能看懂的版本

① 研究背景(为什么要做?)

疫情期间有一件事,几乎每个人都亲身感受过:你信什么,直接决定你做什么。相信戴口罩有用的人会戴口罩,觉得疫苗有风险的人会拖着不打。而一个人信什么,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他在网上看到了什么。

这条链条本身不新鲜。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接触不可靠的疫苗信息越多,疫苗犹豫越强、接种率越低——这在美国的州层面和县层面都被观察到,实验室实验里也能复现。真正的难题在下一步:这些行为最终导致多少人额外感染了?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需要同时刻画两张完全不同的网。一张是信息网——谣言在上面顺着转发扩散;另一张是接触网——病毒在上面顺着人和人的物理接触传播。这两张网的形状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而且它们通过“人的行为”偷偷连在一起。以往的模型要么只建其中一张,要么两张都靠假设拍脑袋。

作为参照,此前一个针对加拿大的模型估算:2021 年 3 月到 11 月间,错误信息至少造成 19.8 万例额外新冠病例、2800 例额外死亡和 2.99 亿美元的额外住院费用。这项研究要做的,是把这类估算建立在真实数据之上

② 研究问题(要回答什么?)

核心问题就一句:如果一个社会对网络谣言完全没有抵抗力,和一个高度有抵抗力的社会相比,最终会多出多少人被感染?

请注意这个提问方式的聪明之处:作者不去猜测现实到底落在哪里,而是明确地去划一个上界和下界。这样即使有些假设偏激,结论依然是有意义的——它告诉你“最糟能糟到什么程度”。

③ 研究方法(怎么做的?)

这是一个两层的智能体模型:上面一层跑谣言,下面一层跑病毒。

第一层:谁被误导了?研究者用了一份叫 CoVaxxy 的推特数据集,覆盖 2021 年 1 月 4 日到 9 月 30 日约九个月的英文疫苗讨论。他们定位到 2,047,800 名美国用户,共发出 25,806,856 条推文,并保留了那些拥有 200 名以上推特用户的 341 个县

“谣言”的判定标准不是靠人工看内容,而是看链接来源:凡是转发了 NewsGuard 可信度评分低于 60 分的媒体文章,就算传播了错误信息。这是这个领域的通行做法。

然后关键的一步来了。仅仅“自己转发过谣言”的人是少数,还有大量人只是看到了但没转发,同样可能受影响。作者用一个叫线性阈值的规则来处理:设一个门槛 φ,如果你的好友里被误导的人数达到 φ,你也被算作被误导。φ 就是这个社会的“抵抗力”——φ 越大,需要被反复轰炸越多次才会动摇。

作者把 φ 从 1 一直调到 20:φ = 1 是最坏情况(看一眼就信,即“简单传染”);φ = 20 是最好情况(高度有韧性,几乎不为所动)。

第二层:病毒怎么传?作者用手机移动数据(SafeGraph,覆盖 20 多万个人口普查区块组和 430 万个兴趣点)算出每两个县之间人们相遇的概率,据此搭出一张约 2000 万个节点的物理接触网。每个县里放进去的人,按 2020 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民主党实际得票比例配比——因为政治倾向被证实与超额死亡和谣言接触都相关。

疫情模型是经典 SIR 的扩展,叫 SMIR:易感(S)、被误导(M)、感染(I)、康复(R)。传播强度写成 β = p·k̄,其中 是平均每天接触多少人,p 是每次接触的传染概率。作者把 固定为 25(疫情前的日常接触水平),然后用两个极端值代表两种人:被误导者 p = 1(完全不做任何防护),普通人 p = 0.01(口罩、疫苗、保持距离都做)。康复率 γ = 0.2,对应美国 CDC 建议的 5 天隔离期。每次模拟从 100 个被感染的被误导者开始,跑 100 天,重复 10 次取平均。

④ 结果(发现了什么?)

把最没有抵抗力的社会和最有韧性的社会放在一起比,差距触目惊心。

(对应模型里的两个极端设定:韧性阈值 φ = 1 与 φ = 20。)

感染高峰
额外 9% 人口
六倍放大
高峰提前
2 周
累计额外感染
14% 人口
相对增加 32%
换算成人数
4700 万美国人
医疗成本 >1430 亿美元

在最坏情形下,疫情高峰期额外有 9% 的人口被感染,相当于把峰值放大了六倍;而且高峰提前约两周到来——这一点在现实中至关重要,因为医疗系统能否撑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峰有没有被推平、推迟。

累计来看,整场疫情下来多出 14% 的人口被感染,相对增幅 32%。按美国近期人口数据换算,这相当于约 4700 万人;再按美国新冠相关医疗费用估算,代价超过 1430 亿美元

还有一个副产品发现,非常反直觉,出现在作者的平均场分析里:提高“同质性”反而对整体人口有利。所谓同质性,就是被误导的人更多地只和被误导的人来往,普通人只和普通人来往。这种“抱团”会保护那些遵守指引的普通人,让整体感染数下降;但代价是被误导群体内部的感染率更高。换句话说,把两个群体隔开,是拿一部分人的更高风险,换整体的更低风险——这是个很不舒服但值得正视的权衡。

作者也检验了稳健性:改变 pM/pO 的比值,结果如预期——比值越大,感染越多、高峰越早;改变样本规模,主要结论不变。

⑤ 讨论(这些发现说明什么?)

要正确理解这些数字,必须先看清作者自己划下的边界:这是一个上界,不是一个预测

“看一眼谣言就完全放弃所有防护”(p = 1)和“完全免疫谣言且严格执行所有防护”(p = 0.01)都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极端。作者选择这两个极端,恰恰是为了给“错误信息最多能造成多大伤害”划一条线。所以正确的读法不是“谣言害了 4700 万人”,而是“在最悲观的假设下,损失的量级可以达到 4700 万人”

即便如此,这项工作的价值依然很实在。它把过去停留在“谣言有害”这种定性判断的讨论,推进到了可以和医疗资源、财政预算对话的量级。当公共卫生部门要论证为什么该投入资源去治理平台上的疫苗谣言时,“可能相当于上千亿美元的医疗成本”这样的表述,比“影响不好”有力得多。

方法论上,它示范了一件在仿真研究里越来越重要的事:模型的每一层都尽量落在真实数据上。谁被误导,来自真实的转发数据和媒体可信度评级;人口构成,来自真实的选举数据;谁会遇见谁,来自真实的手机移动数据。这和“假设 20% 的人被误导”那种做法,可信度完全不同。

作者列出的局限同样值得认真读。最根本的一条:模型假设“接触谣言 → 采取风险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个假设有实验证据支持,但也有研究没能找到效应(作者诚实地补充:那项研究自称检验力不足以发现小效应)。第二条:用转发关系代表社交连接,会漏掉大量“看到了但没转发”的被动接触。第三条:只模拟了一波疫情,而真实的新冠有多个变异株、多轮免疫水平变化。第四条:假设所有人的抵抗力 φ 相同,而现实中人和人差别很大。第五条:人被简单地二分为“被误导”和“普通”,且不会随时间变化——现实中,眼看着身边的人生病,本身就会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作者建议的下一步很具体:把认知层面的谣言接受模型嵌进来,让人可以在模拟过程中动态地在两种状态之间转换,从而同时观察观点动力学和疾病动力学。

⑥ 结论(最终结论 + 启示)

这项研究用一张约两千万人的真实接触网,给“网络谣言到底害了多少人”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有数据支撑的量级答案。

在一个对谣言毫无抵抗力的社会里,与一个高度有韧性的社会相比,疫情高峰被放大六倍提前两周,整场疫情累计多感染 14% 的人口——约 4700 万美国人,对应超过 1430 亿美元的医疗成本。

这些数字建立在极端假设之上,因此应当被读作危害的上界而非现实预测。但即便作为上界,它也足以说明一件事:治理平台上的健康谣言,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信息环境”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医院床位和公共财政的公共卫生议题

对研究者的启发则在于那个两层结构:当你想研究“想法如何影响现实”时,与其在一个模型里混着写,不如老老实实建两张网——一张跑信息,一张跑后果——再让它们通过行为耦合起来。数据和代码作者都已公开。

🎓 专业 IRMaD 结构解读

I. Introduction(引言)

议题源流。信息共享等社会因素在传染病动力学中扮演关键角色:人群是否采纳公共卫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防控成败,而其行为反应可被大众媒体(如 2009 H1N1 大流行)或社交媒体与反疫苗运动所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社交网络上的错误信息传播与新冠防控指南的低依从性相关;对不可靠疫苗新闻的更多接触,在美国州与县两个层级都与疫苗犹豫上升、接种率下降相关联;实验室实验亦显示接触在线错误信息会提高疫苗犹豫。反疫苗观点的聚集会使人群难以达成群体免疫。

文献空白。已有多项基于智能体的模拟表明错误信息可从多个途径妨碍疫情抑制(例如一个针对加拿大的模型估计,2021 年 3–11 月间错误信息造成至少 19.8 万例额外病例、2800 例额外死亡与 2.99 亿美元额外住院成本)。然而,缺乏数据驱动的整体性疫情模型,使得模拟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的连接薄弱;学界日益呼吁将真实社交媒体数据整合进模型。

本研究贡献。提出一个数据驱动的疫情模型,同时纳入 (i) 由社交媒体数据推导的各县被误导者分布与 (ii) 由手机移动数据构建的物理接触网络;将 SIR 扩展为 SMIR(susceptible–misinformed–infected–recovered);并通过对传播参数取理论极值来评估最好/最坏情形,从而获得错误信息危害的定量边界

I. Theoretical Framework & Hypotheses(理论框架与假设)

模型的核心是两张网络通过行为耦合:错误信息在信息扩散网络(转发网络)上传播,疾病在物理接触网络上传播;被误导个体因不遵守缓解措施而改变疾病传播参数。

层级网络过程关键参数
信息层有向加权转发网络,边 (i → j, w) 表示 j 转发 i 共 w 次单步线性阈值意见扩散(复杂传染)阈值 φ(韧性度量)
接触层随机块模型生成的物理接触网,N ≈ 2×10⁷SMIR 疫情动力学β = p·k̄,恢复率 γ

韧性阈值 φ 的语义:若节点 i 被误导的好友数 ≥ φ,则 i 被标记为被误导(M),否则为普通易感(O)。φ 越大表示需要更多次暴露才会转化,故 φ 可解读为对错误信息的韧性,亦可视为与参与低可信内容的意图/动机成反比φ = 1 退化为简单传染(凡接触必被转化)。作者说明:由于遍历了 φ 的完整取值范围,阈值按“用户数”还是按“转发次数”定义不影响结论

行为耦合的参数化:普通个体被视为遵守社交距离、戴口罩与接种——社交距离降低 ,口罩与疫苗降低 p;被误导个体则被假定较少遵守,从而提高自身与他人的感染风险。为用单一参数刻画这一复合效应,作者固定 k̄ = 25(疫情前日均接触数),并对 p 取极值。

M. Materials & Methods(材料与方法)

R. Results(结果)

对比最坏情形 φ = 1最好情形 φ = 20差异
峰值额外感染人口比例+9%(六倍放大)
峰值到达时间更早更晚提前约 2 周
累计感染人口+14%(相对 +32%)
绝对人数≈ 4700 万美国人
医疗成本> 1430 亿美元

a / D. Discussion & Conclusion(讨论与结论)

🧠 IRMaD 思维导图

I 引言 R 研究问题/假设 M 方法 R 结果 a 讨论 D 结论
mindmap
  root((谣言放大疫情多少))
    I 引言
      信什么决定做什么
      谣言推高疫苗犹豫
      缺数据驱动的整体模型
      加拿大估计 19.8 万例
    R 问题
      各县被误导者有多少
      放进真实接触网会怎样
      最坏与最好差多少
    M 方法
      两层智能体模型
      CoVaxxy 推特数据九个月
      204 万用户 2580 万推文
      341 个县 门槛 200 人
      NewsGuard 低于 60 分
      线性阈值 phi 一到二十
      SafeGraph 移动数据建边
      随机块模型约 2000 万节点
      按 2020 大选比例配比
      SMIR 模型 k 均值 25
      被误导 p 等于 1
      普通人 p 等于 0.01
      恢复率 0.2 跑一百天
    R 结果
      峰值额外感染 9%
      峰值放大六倍
      峰值提前两周
      累计多感染 14%
      相对增幅 32%
      约 4700 万美国人
      成本超 1430 亿美元
      同质性保护普通人
      却推高误导群内感染
    a 讨论
      这是上界不是预测
      每层都锚定真实数据
      因果假设仍待检验
      转发漏掉被动暴露
      仅模拟单一波次
      韧性被假设为均一
    D 结论
      谣言治理是公卫议题
      两层建模值得推广
      数据与代码已公开

图:本研究的 IRMaD 思维导图。蓝色 I 引言;橙色 R 研究问题;绿色 M 方法; 橙色 R 结果;紫色 a 讨论;红色 D 结论。